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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加坡做博士后的日子

2013年07月18日
来源:网络
摘要:
   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,简称“NTU”),是新加坡两所顶尖大学之一,并进入了世界大学50强。

  而我,在为人妻为人母多年之后,却出人意料地与这所名校结缘:签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合约。

  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与中国有些差别。国外的博士后是一个职位,而不是一种比博士更高的“学位”。在国外高校做博士后的,有很多来自中国和印度(两国均盛产相对“质优价廉”的专业人员)的学者。

  时光飞逝,在新加坡转眼已一年有余。异国他乡的日子里,值得捡拾和难以忘怀的心情和体悟,很多很多……

  带上女儿去异国

  倔强地认为,自己能轻松面对别离。朝夕相处的多年岁月,已淡化了对离愁别绪的恐惧,甚至还感觉到一丝成功出走的潇洒。机场临别时刻,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
  从此,只身一人,还带着年少的女儿,要在异国他乡过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。

  飞机上,女儿可爱地说:“妈咪,我不会说英文,到了新加坡,问路的什么就全靠你了。”

  出了机场,说英文的的士司机来帮忙拎行李。他边拎边看箱子上的标签,改用中文念道:上海浦东国际机场。然后高兴地对我说,你来自中国啊,我的祖籍是福建。

  早听说新加坡多华人,这位祖辈闽籍的华人后裔,不经意地送了我异国他乡的第一声问候和暖意。

  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美丽景色,内心无限感概:终于踏上了向往中的花园岛国。

  女儿待学的日子

  新加坡已给了我女儿家属准证,女儿才小学年龄,处于义务教育阶段。原以为,女儿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  联系的第一所学校,是离NTU最近的一所小学。陪同我前往的姚老师的儿子当年就曾在此就读,成绩出众,现拿了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就读于美国一所知名大学。

  进了小学,在听了我们的来意后,一位办公室人员说,学校学额已满,建议我们去别的学校看看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转身往校外走去。姚老师说,你这么快就准备放弃了。我说,又有什么办法呢?正在踌躇之间,迎面走来一位教师模样的女士。姚老师迎上去向她询问。原来对方就是这所小学的副校长,新生入学事宜正好由她分管。姚老师说起自己儿子曾是这里的学生,那位副校长居然记得这位让他们学校备感骄傲的学生。副校长对我说,你去学校书店买上教课书,回去让你女儿准备两至三个星期,再来参加入学考试。姚老师说我女儿以前在中国读的小学,恐怕无法应付英文试卷。副校长表示这是学校的规定,没法改变。

  接着,再去了附近的三所小学,想试试是否有愿意让我女儿不用考试马上入学的学校。得到的回答却都是“没有学额了”,甚至连考试的机会都不给。

    第二天,与导师初次见面。他问我有何困难,我说了女儿正在待学的事。导师马上嘱咐他的一位下属替我与小学交涉。随后,我跟导师下属描述了我昨天跑小学的经历。她听后说,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让你女儿准备考试了。新加坡小学拥有独立招生的权力,别人无权干涉。

  带着满腹的委屈和痛苦,我和女儿开始了历时三个星期的备考过程。与其说是考我女儿,不如说是考我。英文、数学和自然三门课,密密麻麻的英文教材,对女儿来说简直是天书般难懂。我教得心急火燎,女儿学得一头雾水。两人好几次大吵起来,继而又抱头痛哭;然后又只好擦干眼泪,继续苦读。

  考试时间安排在周四周五上午。女儿被带进考场,只有她一个人的考场。我守候在外面,拿着导师送我的那本书,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我可怜的女儿,如果她连试卷上的题目都看不懂,小小心灵又如何承受这种难言的挫败滋味?

  考试结束后,有关人员对我说,下个星期成绩改出来,会电话通知我结果。

  等待的日子里,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新加坡的国庆节到了,别人喜乐欢笑,我却是愁云惨雾。每天手里紧握着手机,生怕那个电话来了,我却没接着。一个星期,两个星期,始终没有等到电话通知。等得几乎快崩溃了。

  到了下个周一,决定不再等电话了。想同意就同意,不同意就拉倒,大不了辞职和女儿一起回国。我直接跑去学校,找到那位副校长。副校长让我看女儿的成绩,除华文得了高分外,其余三门课均未过及格线。她说,可以同意我女儿入学,但鉴于她英文底子弱,必须留一级。

  有一位作家写道:女儿,因为爱你,我愿意将自己低到尘埃里。

  这里,我想说:女儿,因为爱你,我重新拿起生疏已久的书本,开始第二轮的寒窗苦修,攻读硕士、博士;女儿,因为爱你,我挥别安逸的家居生活,带你来到遥远的地方;女儿,因为爱你,我将和你一同面对风风雨雨。只是,女儿,这段异国待学日子的凄凉和无奈,有没有使你明白:这个世界,真正能帮得上你的,只有你自己。

  各人做好各自的事

  和我的博士后导师Dr.Ang合写的一篇论文,投寄给了美国AEJMC(新闻与传播教育协会)。几个月后,收到了录用通知。这意味着作为论文作者,我可以和Dr.Ang一起应邀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这一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的盛会。

  距离会期约一个月左右,我询问起赴美与会事宜。Dr.Ang大吃一惊,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没订好机票和房间,并说秘书早已替他订好了。他赶紧上网查询,看看会议所将举行的酒店是否已经被订满。在得知我没有信用卡无法网上预订后,他让秘书帮我订好了房间。同时,他叮嘱我马上自己去买好机票,并告诉我一家他认为较好的旅行社网址。

  看着Dr.Ang带着吃惊的神情安排这一切,我内心的惊讶程度更是无法形容。以我在中国工作的经验,前往同一目的地出差时,同事们往往会一同结伴来回,至少也会在行程安排上打个招呼。后来,同是来自浙江的许老师解释,在新加坡NTU,各订各的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老师们几乎都是各飞各的班机,各自安排自己的行程,即使是前往同一个地方参加同一个会议。这里,强调的是各人做好自己的事,绝对不要轻易去劳烦别人。

  平地起波的赴美签证

  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签证,接待我的签证官是位女士。年约30岁左右,肤色略黑,非常漂亮。但她问话的口气不太友善,三下两下,就作出拒签决定,并递给我一张拒签单。并说下班时间到了,她要关窗了。

  从开始问话到闭上窗口,整个过程大约只持续了5分钟时间。

  细看那张拒签单,大意如此: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家庭关系,证明你在美国的停留将会只是暂时的。根据美国相关法律,特此拒签。

  将此事告诉Dr.Ang,他说重新准备材料,再去签一次。并说,也许是他写的那封信太简短了(签证材料里包括一封SCI的介绍信,说明我是代表学院赴美与会,费用学院承担)。但我认为信太短之说,只是Dr.Ang的好意安慰。
被拒签的感觉,很不是滋味。我发e-mail告知Dr.Ang,我已决定不再重新申请赴美签证,但我会准备好入选论文的讲稿和幻灯片,到时他可以替代我做presentation(宣讲)。

  Dr.Ang不同意。他说,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和磨难,不应轻言放弃,要学会面对,Dr.Ang教我再面对签证官时,强调已经成家,丈夫在中国有份好工作,女儿在新加坡读书需要我离开美国回来照顾。

  第二次去签证相当顺利,不消3分钟就被告知同意了。签证官是位年轻男士,相较咄咄逼人的第一位签证官,他问话的语气就平和多了。一位美国朋友曾说,有时你被拒签,可能只是因为撞到一位不太好的签证官,或遇见的签证官碰巧心情不好。

  国会议员前来家访

  意外收到一封信,告知新加坡的国会议员杨康海先生,将于9月13日晚8点前来作家庭访问。信里还附有议员的照片。

  国会议员家访的告涵,让我联想起了在电视上见过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。他面容清俊,据说会四种语言: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和印度泰米尔文。新加坡国庆期间,他就在不同语种的电视频道上,分别用四种语言向不同的族群民众献词。如此苦心地学多种语言,只是为了要让不同族群的国人增加认同感。

  女儿问,要不要准备一些水果糕点,招待议员。我说,那倒不必,人家虽是议员,但毕竟也是为民做事。只是,需要清理一下客厅,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干净整洁。

  当晚8点左右,来了两名衣着普通的人士。我看两人都不像是照片中的议员,正欲开口问其来历时,对方递来名片,说他们是警察。并说,议员随后即到。

  果然,几分钟后,议员杨康海及几位随行人员出现了。他先递给我名片,简单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。然后,问我对改良环境与实施方面有何意见。我说窗户外面的大树上,挂着两件楼上住户飘下的衣服。好久了都不见被拿掉,可能是树枝太高了。

  也许有人会想,如此鸡毛蒜皮的事,也好意思拿来向议员“谏言”?只是,我这是入乡随俗,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学的。他在国庆演说中,劝说国人在食堂就餐时不可以插队,建议患高血压的“乐龄人士”(新加坡对老年人的称呼)少食肉改吃鱼,等等。看似“婆婆妈妈”的讲演风格,其实是一种对民生的实实在在的关注。

  第二天清早,约6:30左右,我起床梳洗,准备上班。不经意间抬头向窗外一望,我的天!那两件挂在树梢的衣服已经消失了;同时,临近窗户的树枝也显然被作了整修。

  向议员提意见时,我相信挂在高高树梢上的衣服,会在随后的几天里被钩走。但现在,令我吃惊的是,不是几天,而是一夜之间,事情就被处理好了。

  在新加坡,常见一种羽毛灰黑色的小鸟,当地人称之为“亚雀”。这种小鸟很不起眼,唯一的色彩是其嘴部和腿部的一段黄色,以及翅膀末梢的一缕白色。

  在NTU做博士后一年多的日子里,觉得自己就如那不起眼的小亚雀,在新加坡随处可见的草坪和树丛间,停落、觅食、嬉戏,感受生命的苦与乐,品尝生活的精彩和平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