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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1日,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三天,记者在陕西省大荔县有关部门采访时看到,在正常上班时间,县政务大厅竟变成一座“空城”,三个便民窗口只留一人值班。而大荔县土地局只有三个办公室有人值班,其他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锁(2月1日《三秦都市报》)。
盘点一下近期新闻,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已成普遍。在云南省泸西县,大年初七各单位放完“开门炮”,却不见正式上班的迹象。泸西县政府机关值班人员称,正月十五以后才收假。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,在上班第一天该局门口保安的说法是“过了正月十五才会正式上班。”
政府机关“超时放假”已成顽疾,且久治不愈。尽管近年来,不少媒体刊发报道,点名批评一些事例。甚至有人为此受到了相应处罚,但局面未见有根本好转,且有愈加严重之势,个中原由就值得追问。
按理说,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考核规定(试行)等法律法规对纪律有严格规定,明确了相应处罚条款,从中央到各级部门也是三令五申,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却置若罔闻。从根本上讲,还是违规后果风险太小,法不责众的心态所致。在已曝光的事例中,大多是以检讨或道歉了事,很少有人因此受到责任层面的处罚,自然也就无以为惧。
实际上,这种“过年心态”还有一种“随大流”的趋势:一方面,从政策的制定者到执行者,都将其视为习以为常的规则,并纷纷仿效和跟风,以至于将曝光的理由归于“运气不好”,很少进行实质性的反思；另一方面,由于缺乏刚性的处罚措施以及运动式治理的有限作用,“超时放假”已经形成一种心理惯性,不但得到了机关内部的认同,也倒逼成了一种社会习惯。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,一些机关以“过年”为借口,放任自流,助长了这种节日病,由个体变成了集体性的问题。而一直以来,一些机关公务员平时上班无所事事,诸如上班聊天、打游戏、炒股等作风顽疾得不到根治,跟这种“过大年”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,甚至是这种作风的延续。
虽然近年来,各地为改变机关作风问题,开展了形形色色的效能建设、作风整顿和创先争优活动,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,仍没有根本解决问题。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,这种治理只是为治理而治理,为整顿而整顿,没有建立有效执行的长效机制,并导致了放假心态的日常化。而要改变这种状况,必须坚持从严管理,严格问责,只有将治理手段回归到刚性的制度之路,才会消除“从众心态”,政策执行层面的阳奉阴违才会越来越少,并最终实现根本性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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